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哲学反思

发展的代价正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Posted by Xiaosheng on December 21, 20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为此,党和政府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片面发展观,转向注重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发展遇到的挑战和阻力有增无减,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引导中国继续发展,正视并降低发展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当前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从1978年中国踏上经济变革之路开始,仅仅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就使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专注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发展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反思发展背后付出的代价,树立正确的国家发展观。

当代中国发展观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大量的发展成就印证了什么叫做“发展才是硬道理”[1]。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发展观的引导,因此分析当代中国发展观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党和政府在漫长的国家建设过程中不断审视和修正国家发展观和发展理念,才得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使得中华民族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2]。

从哲学角度来看,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主导性方向或基本运动态势,人类对发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德国思想家黑格尔看来,发展是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一种达到尽善尽美的冲动。”[3]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可世界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人类要“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4],因此人类社会永远由于内在矛盾而处在自我否定和更新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随之进行调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每个时期特定的国家发展观。

1978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中国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这是一段混乱而野蛮的时期,一切秩序都被打破,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整个国家从经济、文化、社会到普通民众的精神观念都迎来了巨大的冲击。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的一次深度变革,不仅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而且尝试在中国建立一种全新的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敢尝试,不仅会遇到“左”和“右”的干扰,还会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发展本身就是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在这个阶段,中国与许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样,将取得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发展目标,因此形成了一种片面的发展观。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对“人的发展”的忽视,不仅道德、文化素养的发展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对金钱的崇拜、“财富中心论”更是带来大量的腐败问题,扭曲了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权衡利弊后的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邓小平也指出,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害要认真加以纠正,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社会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

1992年至2012年:这一阶段中国的发展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逐步推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以“两个决定”的形式,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脉络。从1978年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开始,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中国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92年至2012年,这是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消耗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政府在单纯追求GDP等经济指标的片面发展观的引导下,将国家的现代化、是否达到小康社会等标准简单地直接与人均GDP划等号,不仅导致政府目标与政府职能严重错位、各种社会资本供给严重不足,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中心论”,使得国家发展目标严重扭曲[5]。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国家的发展目标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标志着国家发展观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片面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转变。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中国通过快速推出四万亿的振兴计划冲出了衰退的泥潭,但是同时这也固化了靠海量投资来提振经济的路径依赖,为之后以产业转型为核心的金融改革留下了难题。

2012年至2019年: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同样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道路,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家发展遇到的挑战和阻力有增无减。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发展目标与政府职能的改变,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膨胀,怎样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6]。在中国的国家制度框架下,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看得见的手”很容易就会管得过多过细。这不仅干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也不利于对国家发展的宏观调控。因此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成为十八大以来政府改革的重点。其次,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片面发展观导致的“财富中心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导致腐败问题频发,而且严重扭曲了国家发展目标,牺牲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领导层的共识,政府不仅通过反腐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而且建立了覆盖全面的中央巡视制度,有力地推进了廉洁政府的建设,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最后,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不全面的,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参差不齐,还体现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发展理念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国家发展与环境利益之间的矛盾依旧严峻。为此,十八大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后续政府推进的精准扶贫政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就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因此,2012年至2019年是一个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阶段,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确立,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发展目标。

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然而,发展必然伴随着代价,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不付出代价,中国同样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些快速发展的背后,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马克思很早就看出了发展背后需要付出代价,他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人的贬值来换取使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失”和“得”具有内在的相反相成的辩证联系。因此,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怎样尽可能地去克服和扬弃代价才是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8]。

正如第一节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因此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片面发展观,转向注重质量、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当前的中国变得强大得多,却也更加难以治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目前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的代价正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物质追求成为唯一目标:从1978年中国踏上经济变革之路开始,全体国民都怀着脱离贫瘠、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用双手和智慧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财富日益增长的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快速扩大。当代社会对财富的焦虑以及阶层固化的恐惧,正使得物质财富成为全社会的唯一追求,而对人的能力的发展、道德和文化的提高反而成为次要目标。在“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思想的引导下,道德沦丧、环境破坏这些问题正成为困扰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阻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经济发展了,结果贪污腐败横行,又有什么意义?”震惊社会的三聚氰胺事件、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等,都是过度追求财富而造成的道德沦丧,同时各级监管部门的失职也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伤害,对政府加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的目标,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倘若为了发展经济而本末倒置,全社会只关注短期功利,忽视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那将会断送国家的长远发展。

经济的不稳定因素: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冲出了衰退的低谷。但是在央行连续降息、发改委大规模批复城轨规划、财政部刺激房地产消费、政府推出家电下乡财政救市计划等“大水漫灌”的操作下,“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如第一节中所说,通过大量投资刺激经济是一种快速见效的方法,但是正如越强力的药副作用越大,这会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使得后续的金融改革变得困难重重。特别是资金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向,极大地打击了民营经济,引发移民潮以及大量资本的外逃[9]。而政府将土地作为调节宏观经济和财富分配的做法,更是导致房价的持续上涨以及全社会的“炒房热”。最终海量资金经过地方政府放大后,投入到房地产和基础设置建设中去,形成了难以偿还的债务。十八大以后,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包括简政放权、收缩银根、推进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等,试图消除四万亿货币超发的后果,但是步履维艰。2014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只能暂缓“去杠杆、调结构”的调控目标,楼市松绑、经济宽松政策密集出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再度启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愈发错综复杂的同时,也使得治理与改革变得更加困难与危险。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中速的结构优化调整期,货币的去杠杆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似乎是两个难以同时达成的目标,改革与转型更加任务艰巨。同时,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的兴起,都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A股市场证监会内鬼和民间炒家引发的暴涨暴跌、宝能系等投机资本对万科格力等实体经济的野蛮攻击、P2P领域的大规模“爆雷潮”等种种乱象,都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央集权治理是符合中国国情、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架构,强有力的“政府之手”成为推行现代性目标模式的主导力量,使得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推进落实各项决策、制定长远的规划。但是在政府充当权威角色以及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行政目标往往不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高效的社会制度环境,而是热衷于招商引资、经营城市,加上手上握有从土地审批到各种许可证审批的软硬资本,常常假宏观调控之名进行直接的干预,不可避免导致资源错配以及强化寻租环境、腐败泛滥等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都需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其进程以及成效却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因此在十九大上,决策者再次表达了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同时由于国家体系中缺乏相应的制衡力量,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主要依赖于自我监督,再加上相应制度的空缺,不可避免造成政府权力的滥用,这对于加强监管、完善制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中国四十年来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不能乱”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全社会共识,但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爆发与政府维稳之间的矛盾依旧严峻。特别是为了追求社会稳定而刻意隐瞒掩盖社会问题,为了追求极限“政治正确”而全面压缩“自由思想”空间等矫枉过正的做法,都会侵蚀社会信心、破坏国家凝聚力。

总结

国家的发展必须付出代价,中国也是如此。如何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通过宏观调控引导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发展,正视并降低发展背后付出的代价是当前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3]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9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
[5] 任平,陆树程:《走向新现代性的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发展观变革的哲学反思》,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 曹堂哲:《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进展研究——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0卷第5期。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8] 韩庆祥,张曙光,范燕宁:《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9] 吴晓波:《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